第 1 部分（1/1）

把日子过成段子

王小柔

我和我的段子

经常从床上爬起来习惯性地拉开窗帘，哗啦一下，阳光照进眼睛，瞳孔自然地收缩一下，再往外看，一样的春天，一样的明亮，在玻璃的这面我根本看不出今天与以往的此时有什么不同。可是，真的就都不一样了，空气里飘浮着84消毒y的味儿，很呛人，但大家都觉得这比街上烙大饼的味道称心多了。我很少出门，就算迫不得已踏出楼门，也要把两个活性碳的口罩挂在耳朵上，从春天都夏天我的脑门上始终冒着干不了的热汗。不做a不接吻不亲热，我们只发短信息。是的，在这个春天。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非典”，我们都变得孤独。我们唱着“我怕来不及，我要传染你，直到听到你的喉咙有了干咳的痕迹，直到高烧不能退去，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一起隔离……”而昏昏睡去。

我们从未像今天那么过对同类产生着怀疑，尤其在他们打喷嚏或者干咳的时候。于是就把自己封闭在家，干脆打开电脑，翻看内存里以往生活的痕迹，那些段子活灵活现地出来了，像拿一只冰凉的手突然戳在你的脖领子里，弄得你浑身一激灵。那是一些散乱的文字，把它们摆在一起就成了我们都经历过的生活，让你摸一下，觉得粘粘地粘手，就像高级宾馆里的客户服务指南，你打开了也许还会觉得恶心。

生活没的选择，美好的、幸福的、大尾巴狼的、不如意的、缺乏性a的、不理智的、居心叵测的，很多种我们往往都在经历。说不清是你设计了生活还是在被生活左右，我们此时笑彼时哭，生命里融进了很多无从表达的情绪。后来，日子就过成了段子，因为这样，至少我们能变得轻松，至少能娱乐一下已经过往的时光。

连喜喜的水晶鞋

一看见连喜喜的名字不知怎么我就想起了《风云》里的文楚楚，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名字相仿，还没看小说的时候已经认定这个连喜喜该是一个“公公”。事情倒是按我的想法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其实一直到故事的最后《四凤楼》全部的章节都没有什么“出格”的编排，说它不“出格”因为雷同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五十多万字几乎不需要什么想象。

当然，也有出乎意外的。连喜喜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的时候，刘庄的一个男人闯进他的家，不仅糟蹋了他的母亲，还拿着一把大片刀在他下身来了一下。这一刀部位适度，血流不止。当我正在心里暗笑“怎么样，是个公公吧”，连喜喜的母亲狂奔过来手拿针线开始缝合儿子的将来。想那种了一辈子地的妇女并不曾接受什么外科医生的训练，但她就是妙手回春，像钉个扣子似的给儿子缝好了伤口，而且火血化淤地几下推拿让连喜喜在十几年后好好地做了把男人。小说里所有提到的女人几乎都没出连喜喜的涉猎，要是换了今天，他的母亲肯定也成了一代名医，比治疗男性病的曹大夫可牛多了。

《四凤楼》是一部反映天津租界社会的小说，偶尔在文字中出现的维多利亚公园、下瓦房、旭街等地名会时不时地提醒你这是发生在天津的往事，但它们一直只是些背景布局，连喜喜的一生奇迹般地周旋在这些地方，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码头工人摇身一变，成了洋行的买办。连喜喜是个幸运儿，在命运最不济的时候还能拣只水晶鞋，进行童话般的过度，《四凤楼》让一只癞蛤蟆真的成了白天鹅。

蜕变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天傍晚，连喜喜运完煤误闯四凤楼，神奇地救下正要上吊的四姨太，后来煤黑子被如饥似渴的四姨太招进卧房……醒来的时候连喜喜已经是被毒死的大买办万国才的替身。连喜喜云上的日子开始了，金钱、女人、势力一夜间全部拥有，而且居然没读过几天书的他还能瞒天过海周旋在外国富商之间，那些外国话连喜喜也能像听方言似的猜个大概，这不神了吗？

《四凤楼》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作者给了书里并不复杂却也不怎么简单的人际关系以生命，他们活灵活现地在天津租界地里游走，像一些游魂，好人与坏人在这里有了不同的解释，人性的贪婪、善良、心计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一次天上掉馅饼的艳遇连喜喜最终过上了大富大贵的生活，他幸福吗，作者没说，但当小说最后，连喜喜换上一件崭新的旗袍躺在床上，安详地闭上眼睛，我们分明感觉到他的失落，而不是满足。这是一个包袱，是作者抛给读者的包袱。

我们都是小市民

当那些手里有点闲钱的人开始不好好过日子，放着8块钱一个的大西瓜不吃，非去酒吧喝18块钱半杯而且加了少许防腐剂的鲜榨汁的时候，有些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最看不得的就是用闲钱摆谱假高级，那些刚出星巴克就跑到滨江道为一根透明文胸吊带儿跟光着上身的小贩吵得面红耳赤的人经常在高级场所以外露出他们小市民的本性。好多人管这叫返璞归真。人们憋足了劲向这些人甩闲话，起外号，忽然之间，小市民就成了行为的主流，现在“小资们”哪赶得上小市民风光啊。

标榜自己为最新底层生活小说的《生活秀》，就是写如今最主流最生活的小市民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像照妖镜一样照着我们的内心世界，一块泛着馊味的湿毛布黏糊糊地搭在我们的大白腿上，偶尔光着膀子的人会把手不自觉地放在胸口来回地搓，像是回忆女娲造人的往事。脱了西装和吊带裙我们不就是这样吗？这本书把我们贴得严严实实的包装纸一把就撕破了，露出来的是从没搽过美体霜的小身子。

我看过池莉写的近10本书，尽管我并不喜欢她，尽管她的文字硬伤累累，但是池莉讲述小市民的生活堪称一把好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她的一种赞扬。

除了《生活秀》这个莫名其妙的题目实在有点矫情有点言不达意以外，池莉像往常一样把我们这些还向往着“小资”生活的人，一下子拉到了武汉小市民中，在炎热的下午我们喝着卡夫迪诺真切地感觉馊毛巾搭大白腿的滋味。

在非法占道大排档云集的吉庆街上，卖鸭颈开饭馆的寂寞红颜来双扬一出场就满腹怨气地等来了自己的哥哥来双元和来双元的儿子来金多尔。这可笑的名字给可怜的父子安排了更滑稽的开始，他们同时做了包皮环切手术，刚拆线出院无处可去，就投奔吉庆街名人来双扬了。这父子俩的表情始终哭丧着脸，僵硬地叉开两条腿，就是坐着也得把裤裆打得开开的，好像里面藏着只兔子。来双扬的平凡生活就从这里一路展开下去。

听池莉的丈夫说，《生活秀》又要被拍成影视作品了，而且外景地选在吉庆街上。看来小市民题材还要再火上一阵子。

《生活秀》里的来双扬最终也没摆脱掉既定套路，在床上发现自己略有心动的男人双肩是狭窄斜溜的，小腹是凸鼓松弛的，头发是靠发胶做出形状来的，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分手了，谁再没见过谁，而吉庆街的故事也在这里落幕了。很多小人物像赶场一样在小说里出出进进，芝麻大的小事一放大就成了小市民们每天的日常事物，于是池莉成了广大小市民的代言人和知情者，虽然她极不乐意，但在我们这些小市民心里她还是至高无上的。我倒是希望池莉能把小市民本性坚持到底，别再去尝试白领写作，因为她写的白领一看就知道是从小市民熬上去的，哪有大家闺秀的一点痕迹呀。

我们挣钱不多，我们懂得怎么过日子，与其把柠檬从杯子边拔下扔掉还不如贴在脸上或放进炖牛r锅里，所以像我这样的粗人就算摆出颇具风情的造型再加以一脉忧怨无助的眼神修饰也决不可能像“小绵羊”或“金丝猴”那样牵动人心，我会忙着把自己从伪“小资”的圈子里择出来，逢人就狗窦大开喜眉笑眼地说：“我是小市民。”

师傅，小点声行吗

“卞容大是卞容大的名字。”池莉的小说就这么罗里罗嗦地开场了，好像还挺幽默。这样的开始一下子就让我想起《生活秀》里吉庆街的来双扬，只不过惟一不同的是这回市场化的池莉给自己的小说起了一个特火暴的名字《有了快感你就喊》，快感这东西实在管用，在北京的图书定货会上光凭这个名字就为出版社赢得了不菲的定单。人们似乎已经忽略了书里的内容，满心以为快感的出处只有一个，而能喊出来的快感更让人心惊r跳。

可惜小说里的卞容大直到41岁也没有体会到生活的快感，这是一个窝囊男人的故事，他幽雅地把窝囊理解为高贵的沉默。很小的时候卞容大喜欢上了黄新蓓，未来丈母娘费尽周折把卞容大调回大城市并和自己的孩子完婚，直到结婚以后卞容大才发现躺在身边的其实是黄新蓓的双胞胎姐姐黄新蕾。体弱多病的妻子结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习惯性流产、然后是大出血、修养，全家上下开始到处谋求宫廷保胎养子秘方，私密的房事成了大家共同讨论的细节。节欲、吃碱性食物、子夜同房……可怜的卞容大像一匹种马，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开始中忧郁地延续着。后来下岗的卞容大实在受不了自己的窝囊，就做了一大堆假文凭应聘为化妆品销售员远赴西藏，小说就可笑地讲完了。无始无终。

池莉在书里说“中国男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人性的、自由的、坚定的、革命的、悲壮的。”中国男人要都这样女的全去撞墙得了，这简直就是种绝望。我不知道池莉哪来的自信，她认为“许多男作家写不好男人，我觉得基于我对现在男人的了解与琢磨，我可以写好一个男人。”而卞容大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生生就给池莉毁了。池莉把男人统一成怀着龌龊心事的小贼，他们越不像个男人池莉越高兴，或者，真正从写作中体会到快感的只有作者一个人吧。

这是一个毫无快感的故事。

《有了快感你就喊》其实只有六七万字，后面将近40页是作者写这部小说时的日记，我用极其认真的目光看了，本想从中了解作者的创作心态，但日记似乎跟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我倒是知道了她写小说那会儿，她家的房子装修，而且并不顺利，孩子上学还要参加军训，她每天要做饭，2002年10月13日又吃了只只都差不多四两重的大闸蟹，还有马上要去日本……

她的日常生活真跟小说里的倒霉蛋儿卞容大大相径庭。

池莉的所有小说我都看过，这么多年来她的文字依然飘浮在表层的生活里讲述平常或者平庸的故事，她总是以一副没法介入的超然姿态，双手c在自己中老年的腰身上用眼睛盯着我们这些小市民，偏见固执地拒绝着新生活，让文字不断地重复繁衍。

池莉喜欢那种停留在生活表层的絮叨，认为这样的写作和读者能建立一种坦诚与平视，她动情地写作，漂浮在满腹牢s的繁琐文字里不能自拨。如果说当年池莉的这种写作赢得了掌声的话，那么她现在的写作还是陶醉在以往的掌声里，沦为了观察、记录、想像、制造市井生活的写手，无法沉淀和沉潜。

《有了快感你就喊》收录了两个中篇小说，前面是窝囊男人的故事，后面是倒霉女人的故事，叫《看麦娘》，其间是万余字的生活日记，反正字数是凑够了。

著名后面必然带领的是畅销，况且还有这么一个勾人心思的好名字做后盾，有了快感谁也不会阻止你喊，只是，“师傅，小点声行吗？”。

把日子过成段子

生活里的段子越来越多，我们不安分的舌头也热衷于吐沫横飞地讲这些道听途说来的东西，本来上不了台面儿的故事大多是在厕所、水房这些地方私下交流，也许太平静的生活总让人烦躁，段子就不知不觉进了办公室。那些平时举止优雅的人大多以“嗨，你知道吗”开头，引出“给你讲一个段子”这句他不说难受的话。讲的人一般总是面带微笑，听的人则眼睛发亮，听到动情之处还要重复几遍验证自己是否已经记住。当段子成为办公室的主流语言，我们的日子过得也成了段子的一部分。

我是看完了电视连续剧《让爱做主》后才反过来找皮皮的书看的，先后两部作品均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确实让“皮皮”这个名字火了起来，以至于作者的早年作品都被翻腾出来出书、“变现”。

皮皮的新书《危险的日常生活》其实收录的是作者最初的旧作，故事写法与《比如女人》、《渴望激情》大相径庭，书中四个中篇小说似乎就是皮皮生活里的小段子。在序言里作者写着：“这四个中篇有故事也有可读性。其中的三个中篇写完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摇晃，另一篇写于这摇晃之后。我很爱这几篇小说，但也有些怕它们。”我们一边猜测着皮皮所说的摇晃，一边想从故事里找出摇晃的痕迹，也一边中了“摇晃”的诡计。

《危险的日常生活》从一对老年夫妇去法院离婚展开叙述，“老头儿”为了跟儿媳妇一起生活，冲破“封建枷锁”与老伴离婚，自己的儿子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儿媳妇在探视中又“爱”上了主治大夫……故事结局就是让多余的人都死了才收场，最后还不忘诅咒“老头儿”一句“你不得好死”。透着一丝鬼魅与忧怨的故事里不止一次地提到“爱情”，尽管荒诞的文字中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一次又一次被说起的爱情却让我们有了一些感动。

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已经忘记了爱情的模样。

爱情成了一种高贵的形式主义，今天的我们丧失了依靠一个眼神、一个隐喻、或者一句诗来曲折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很多畅快淋漓的口号和流行歌曲暴露了我们的致命伤，我们正在失去爱情。不管我们的唱片工业生产了多少作品，也不管流行书籍上提供了多少爱与性的技巧，我们看到，我们的爱情正在失去它应有的色彩，它正变得平庸化与技术化。爱情成了我们忙碌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变成了有点昂贵与费神的高级消费品。

“爱情”就这样被皮皮讲着，它在故事里以段子的形式存在得简单而又轻松，在你读完全书的一天后，我保证你就算拿着它也想不出曾经在书里看到了些什么。这就是皮皮，所有文字让人看得快忘得更快。段子对于生活大概也是这样，那些能把日子过成段子的人你问他昨天是怎么过的，他肯定答不出来，他全忘了。

捏不烂的软柿子

石康又出书了，两本。

如果非要找个东西比喻一下石康越来越厚蓄势待发的新书，在我眼前的就是一个厚皮柿子，虽然没熟透但用手使劲捏捏，一会儿就能变得很软。被捏熟的自然就跟放熟的、自然熟的不一样，生涩的内容硬是被石康用“后青春”的手劲儿掐出了一个个指甲印儿。虽然他的新小说摆着跟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当你一把撕开石康的保鲜膜，看见的是厚皮上的霉迹斑斑，石康的保质期太短了。

与两年前不同的是，今天的“石康”已经成为一种品牌，光这两个字就算印在卫生纸上一准儿也能卖个好价钱。大概两年前我们太需要激情了，看见石康的《晃晃悠悠》和《支离破碎》就开始简单地激动不已。记得当年石康正火的时候，他身边一群见过没见过认识不认识的人们大多写下了“我眼中的石康”、“与石康在一起”等题目雷同意思相近的文章，大有与名人相拥的感觉，特美。石康几乎成了当时六、七十年代出生者的代言人，虽然我们没有层出不穷的艳遇和永远旺盛如初的生命力，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周文，我们在为身边的姑娘们绝望、慌张、朝思暮想，她们出现在我们已经不太年轻的生命里的时候，就是陈小露，就是阿莱。

时隔两年后石康的书变厚了，一本是他继《晃晃悠悠》和《支离破碎》之后推出的青春三步曲之终结篇《一塌糊涂》，另一本是他新起头儿的爱情三步曲之一《在一起》。时隔两年后，石康曾经充满激情的坚挺文字突然就无原由地衰老了，尽管有“石康”这个品牌打幌子撑门面，但一眼还是能看到文章的病处。已经学会嚼舌学会煽情并热衷于审视自己和他人身体的石康，他笔下的世界似乎再也找不到最初的痕迹。是我们已经不再年轻还是石康已经老了，因为就算今天石康“后青春”的手劲儿再大，那个看上去捏不烂的软柿子也只能给没牙的老太太过过眼瘾了。

失望。除了失望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些“带着爱情而来的短头发的小姑娘们”混合在石康诗一样的短句间散发着黯淡的光，《一塌糊涂》是写周文在经历了“晃晃悠悠”、“支离破碎”的生活后与舞蹈演员嗡嗡之间的一段恋情，而36万字的《在一起》是讲周文在一场又一场恋情之后遇到精神病患者陶兰的经历。这是两个拙劣的爱情故事。难得石康写得那么费神，好在又卖了好价钱。

因为“石康”是个品牌，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自己捏着鼻子往下看，从前往后不行就从后往前看，还不行就翻到哪看哪，直到最后，我的鼻子被捏烂了，我流鼻血了，我所有的坚持也都“晃晃悠悠”、“支离破碎”、“一塌糊涂”了，可我还是分辨不出那个色彩黯淡的世界。

石康在《一塌糊涂》开头说“我在为我的读者写书，我为男读者写，也为女读者写，我还为漂亮的女读者写，尽管我知道她们对此不感兴趣，但我仍要写，我要利用我的头脑……”我实在太困了。

问天下谁是英雄

一部《英雄》又把“大秦时期”从历史长河里拎了出来，影视剧中，大凡跟暴政有关的东西人们都会很自觉地想到秦，我们的印象从何而来，谁也说不清楚。两千年来，秦帝国一直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被刻意贬损，正史演义统称其为“虎狼之国”。秦的历史被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无论戏说还是正说，秦的名声都不怎么好。

可实际呢，如果你有耐性读一些史书，你会发现，大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它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历时160余年建立起的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却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

作家孙皓晖历时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正在用500余万字解读那个让人心颤的历史时期。在我的感觉里一直有个“暴秦”的概念，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讲，话本小说、评书戏剧、民间传说等起到的浸润作用远远大于晦暗难懂的史书，尽管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至我们每天使用的方块字，都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人们观念的分裂却依然如斯。

大秦帝国是一个谜，正因为被传说得久了才引发了那么多的争议。相对于如同嚼蜡的史书而言，这套书虽然每本都又沉又厚，但它把浩淼的史实贯穿在类似武侠小说的描述中，读起来挺有意思，不累，很新鲜。

话往大一点儿说，《大秦帝国》在谋篇布局上不是以某一个人的命运来统领全书，而是展现一个帝国的兴亡生灭，是一部帝国的英雄史诗。它以秦帝国为主体，以帝国兴亡为主线，写尽帝国的文治武功、霸气雄风，但小说的精彩感人之处还是那些心存济世之志，身怀匡扶天下之才，却又命运多舛，悲患忧戚的封建策士，如卫鞅、申不害、孙膑、庞绢、孟子苏秦、张仪、屈原等等，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来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里面的故事可比我们初中时候读的《中国历史》复杂多了。

《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描述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商鞅变法，也写了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秦孝公深沉练达，不动声色的为商鞅变法扫除各种障碍，甚至试图除掉自己敬重的兄长。商鞅殚精竭虑为变法制定周密可行的法令，为了落实和推行法令，他采取了严厉甚至严苛的手段，曾经在渭水岸边一次处决700名人犯，天下震惊。秦国正是通过这次变法才由弱变强，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基础。

这是一部小说，我们从中确实也能看到一些戏说的成分，在作者的描述中，远离多年的故事又被重新提及，人们借助想象激活史料，2000多年前的山川河流、刀光剑影、英雄豪杰、j佞小人活脱脱地飞动起来。

问天下谁是英雄？

一部优秀的小说，带给我们的或许只是文学的美感，用一周的时间看完了《大秦帝国》的第一部分，就像当初读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一样，历史留在我记忆里的依然是文学作品给我的印象，而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大秦，真正的英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大概他们只能在你的假想里了，因为我们早已被历史淹没。

我“作”故我在

《作女》，这是著名女作家张抗抗献给“她世纪”的一本写给女人的书，当然，她献了有些日子了，之所以现在翻出来说说，是因为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一些书店还在把它当热销书跟一本叫《作男》的书摆在一起搭配着卖。挂着“名家经典系列”这羊头还挺管用，在很多人不知道“作女”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迷迷糊糊地上了一当。

翻开书，一个叫卓尔的女人出场了，第四行就已经摆出一副宽衣解带的劲头勾引上司，来势生猛无法抵挡。一本书就在一个节奏里把衣服穿了脱脱了穿，最后作完了，也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一个朋友劝慰说，你就当一部“黄色小说”看吧。

“作”不是什么好词，作祸、胡作等等，而作女呢，她们中有人为物质生活而“作”；有人为精神追求而“作”；有人是先天性自发的“作”；有人是后天被迫的“作”；有人是阵发性、间歇性的“作”；有人是持久性、锲而不舍的“作”；有人是真“作”、有人是假“作”；有人狂“作”、有人蔫“作”……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似乎这样归纳现在的女人多少有点儿古怪。

生活的原貌尚不是如此，而对于一个中老年作家来说，她接触的都市生活，她了解的办公室恋情是什么样子呢，光靠闭门造车来追逐流行也是挺可怜的一件事。其实与其写这种在想象里波澜壮阔半夜睡不好觉的东西，还真不如写点儿“中老年养生”或者“实用菜谱”之类的书，至少对身心有益。

张抗抗给卓尔这样的作女归纳了几点：其一，她们是一些永不知足、不甘心、不认命、极不安分的女性，简直就是哪有热闹往哪儿凑、哪有危险到哪儿去，生命中任何一分钟的寂寥和无奈对她们而言都是失败。

其二，作女绝不当第三者。她们虽然频繁离婚、频繁约会，换男友如换衣履，但她们绝不会营造虚伪的爱情童话自欺欺人。

其三，那些敢于向现有道德和社会秩序主动出击和挑衅的作女们，她们特立独行的性格和追求格调的品质，往往成为现代商业社会女性时尚的同谋，但由于过分执着和极端的冲动，也常常使男人尴尬万分、哭笑不得。

其四，作女们大多有能力让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她们不会满足于现有的能力，只要一有空她们就会向极限一次次地发问和挑战，在一次次的头破血流之后，却永不言悔。

这是一张貌似完美的作台，半老徐娘在这里辗转身资。就像以前流行王子裤那会儿，全国人民不知中了什么邪，都以为自己的腿无比完美，于是经常在马路上看见那些在紧身裤里被勒得一颤一颤的脂肪吊在股部上下晃动，可走着的人一直以为自己就是模特，她们心态极好，尽管站在镜子面前也会自信地认为丑陋的是镜子不是自己。

作女或者作男，用身体玩弄生活，有失严肃的文学作品正在让另类成为主流，那些著名作家们写出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像黄昏后街边十块钱三本的“地摊文学”了。张抗抗写《情爱画廊》那会儿也没看出她硬要往身体写作上靠，可现在作得是够劲了。以53岁的年纪写出这么一个自以为迎合市场的烂书，也不简单。就算同类型的小说，美女作家们至少给文字赋予了生活的激情和结构的华丽，但《作女》里看不见这些，似乎只有让人做呕的干燥皮肤和满肩膀的头皮屑。

温床上催生出双黄蛋

几乎是从2001年8月份开始由韩寒率领的少年作家军团突然登陆在我们的视线里，在其后的一年半中，少年作家的年龄被一次又一次地刷新，18岁、16岁、13岁、9岁、8岁、6岁……还有人说：“自从我在母亲腹中的时候，已经在为出来以后写小说做准备了。”

少年作家们少年得志，出言不逊，加上出版社强烈要求：让孩子写自己的书。于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的耳朵里听到了很多名字，6岁的窦蔻、8岁的高靖康、16岁的金令、15岁退学19岁与父亲合著《大成奥秘———超越美国成功学》的王小平、16岁的杨哲……孩子们大概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于是早来的松弛和大肆炒作反倒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没有变声的男孩开始对暴力夸夸其谈，一个初潮没来的女孩也开始对性娓娓道来。这更像是一场成人小说的模仿秀，在他们的世界里我们已经找不到在人们正常意识里他们应有的童真，孩子们不知道吃了什么催生的药，个个成熟得激素过剩。

老人们常说得了病的j才下双黄蛋，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有科学性，但眼前越来越多的少年作家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确实变得有些古怪，从他们的文字里已经很难辨认长着一张孩子脸的人是娃娃还是成人……“早熟的苹果好卖”，如若大量使用“成长激素”催熟，即便艳若桃花，也不一定香甜，再将这苹果摆上地摊儿，它就永远失去了成熟的机会。

《北京娃娃》、《正在发育》、《都往我这看》、《我是天使我不骗你》、《本领恐慌》、《再造地狱之门》……是这些书让它们身后的创作者一夜之间大红大紫起来，不过，成功的多一半要归功出版商的市场意识，每本书印出来之前总能找到一个炒作的点，而娃娃们的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年龄越小越好，书的内容越成人越到位，“拔苗助长”之后，被媒体与出版商吹出大天的孩子们成了神童，纷纷退学回家埋头造车，打造成名人的韩寒成了少年们的偶像，他换来换去的跑车在北京街头总是那么惹眼，据说他又被某个出版社聘为名誉编辑，这让更多的孩子都奔着他们心目中的梦想去了，以为人人都是韩寒。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小说命名为“残酷青春”小说，一个女孩或者男孩的14岁到18岁之间的岁月就那么轻易残酷下去了。“残酷青春”这个词近年来被伪艺术青年和伪文学青年都给用滥了。可是依然不减春树这样的孩子们的热情，我们可以听九丹或者虹影讲述一个令人惊叹的情爱故事，我们的眼睛可以而无动于衷，但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讲述自己和十几个男人上床的经历而不动声色的时候，我们被青春的残酷吓坏了。

过于世故的孩子以为出书就能出名，就能不考试而成为重点大学的特招生，就能前途无量。如果苍白也是时尚色彩，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孩子们大概认为出了名以后兜里揣着一支签字笔，怀着一颗“平常心”，到处签名售书就能发家致富，就连他们的家长也够不冷静，那些沾了孩子光的父母，也开始纷纷出书撰写孩子是怎么成名的。

他们是写作天才还是文化快餐业的童工？10岁左右就有30多岁成人的见识，娃娃作家们比着扮酷。中国这么大，出韩寒一个“异数”也算正常，但可怕的是，又呼啦钻出了这么多“超韩寒式”的“小作家”，委实让人瞠目结舌。照这么下去，一心想着名利的娃娃们，估计很快就会活活地叫人家给“捧杀”了。

到了年末，八十年代后期作家群又开始显露头角，一家出版社已经策划完成了这套丛书，那些稍微长大了的孩子似乎已经丧失了被炒作的价值，新人们又闪亮登场了，关于性a的描写更加惟妙惟肖，关于青春的萌动更加扑簌迷离。

是谁制造了他们，家长？书商？孩子们在无辜中肆意发育着，他们又成了谁的偶像？

2002正在成为历史，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少年作家们就像一枚双黄蛋，被各种媒体以各种方式炒作着，他们在盛开，同时也在迅速枯萎。有的孩子说：“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我就当作家去。”温床上的蛋还在不适宜的温度下孵化着，不是说少年不该成为作家，只是希望他们在编故事的时候少涉及一些暴力，少把精力放在性上，至少我认为那不是属于童年的颜色。

一年里会滋生很多书籍，更会推出很多作者，在未知的年份会催生什么样的蛋无人能知，我想，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是写作天才而不是文化快餐业的童工。

撕开漂亮糖纸

漂亮的东西总是能激发俗人的欲望，就像那些漂亮的外国小糖果，放进嘴里，难吃，吐了，还是阻止不住我们再尝一块的念头，因为光糖纸就显得那么高级，有档次。如果再能看见点小外国字儿，就算把假牙粘掉了，用手擦擦土还得接着放嘴里嚼嚼。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捧起了《纳斯达克的一代》，真的。我是挺直了身子坐在书桌前看的，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我还做了“眼的保健c”最后一节———望远。

我真羡慕年轻的作者啊，他能把那么多死了的、活着的名人放在自己的文章里，像脑筋急转弯的试题，那些如车窗外不断后移的树木般一闪而过的名字，就是书的全部内容。如同曾经有人拿琼瑶阿姨的书名连起一个故事一样，可惜，沃尔特·李普曼没有《情深深雨氵蒙氵蒙》通俗。

许知远说：“我是一个必将洗刷你们大脑的年轻人”，他在书的开端就开始叙述“迫不及待出版的第二本书，暗示出我坚信罗考勋爵所言：”你被人谈到的机会越多，你就越希望被谈到。‘我念念不忘那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并有如病态般的记住了托克维尔，23岁写作《美国的民主》；海森伯格，25岁奠定量子学基础；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之，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马克·安德森，24岁发明网景浏览器……“

之后是出现频率更多更快的大概是名人的名字。

我不知道诺曼·皮尔斯汀是谁，也没看过亨利·鲁斯的《大视野》发刊词。许知远站得很高，他脚下的伟人肩膀太多，他的脚又不够大，我看着他在风中摇摆。每摇一次，他都不忘咏诵一段名人名言，那姿势简直帅极了。

很多人都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往英语班送，那些眼睛发蓝的人可高兴了，因为外教的班贵得惊人，但我们就像瞎蛾子一样扑向他们，就算那种口音是出自国外哪个郊县的，我们也一味地乐着坚信它是标准英语发音，当然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就是我们坚信的理由。

你看《time》吗？《thenation》呢？还有《newyorktimesmagazine》？有人这么问过我，我当时还问人家“是大画报吗？贵不贵”，现在想来是够露怯的。身边的人都去英语班了，私下里就像受了什么惊吓，连开玩笑也得跟你说几个英语单词，这回吓吓叽叽的变成了我这样的人，因为总要脑筋急转弯。

唉，他们真把八里台当挪威森林了。

我不知道“纳斯达克的一代”是怎样的一代，是“那些忧郁的年轻人”吗？他们活在伟人的肩上挺幸福，那些中间带黑圆点儿的名字和唇间含糊不清的英语单词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以为整个世界真的就在自己的脚下。

不知道有怎样功底的人才能把这本书从前到后地顺畅读完，那么多人名字可比看翻译小说苦多了。当然，你要记性好嘴皮子跟得上，看完兴许能练个绕口令拉个场子赚点掌声拾几个钢钅崩儿什么的。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高级糖吃完，在糖纸里吹一口气儿或放块儿土坷垃什么的，再把糖纸两头拧好，满脸坏笑地骗别的小朋友。撕开漂亮糖纸的表情与心情就犹如我的现在。

我不懂作者为什么要卖弄那么多名人和名言，也许是我知识太浅薄，他没能洗刷我的大脑，我还是经常露怯，经常吓吓叽叽，因为我穿没牌子的平底儿鞋，我走路不跑偏，所以我也很塌实。

海鲜比洋白菜生猛

在电脑上看完一部15万字的小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小时后当我关上电脑，头都晕了，就像以前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无论走到哪儿满眼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大长条儿往下掉。

《蓝指甲》结集出版前，已经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拿它和卫慧的《上海宝贝》相比，将其称之为“南京宝贝”，看过书的人有的在问“为什么中国女人这样生猛？”、“卖身吗？”，也有人在惊呼“如果我们的作家和我们许多的文学青年都能有这样的深度，恐怕中国的卡夫卡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网上网下，关于这本书的骂声和赞美声搅和在一起，其热闹度早就超过了作品本身。

我在很多书摊儿看到了这本有着深蓝色书皮的《蓝指甲》，在很多女大学生的手里我也看到过这本刚出版的书。这是一个27岁的人在回忆她18岁以及整个大学时光的故事，一个喜欢在脚上涂蓝色指甲油的小女人郝纤纤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作者小意说自己是七十年代人，还有人说她的小说是七十年代出生者的真实写照。因为别人嘴里的这份“真实”，我才捏着鼻子在网上把《蓝指甲》看完了。

我发现，小说的世界是不属于我的，也许它只属于小意笔下的郝纤纤，凌乱的生活像一块烂白菜帮子盖在她不断蠕动的身体上，后来，她自己也开始腐烂了。

当我关上电脑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我的18岁。

我在相册里找到了，一群人笑得那么生硬还穿着清一色的塑料底儿黑布鞋，那个时候很多女生都在夜以继日地给心仪的男生织着长长的白围脖，我们用最含蓄的方式表达情窦初开的爱意；在一份叫《读你》的文学社小报儿上我找到了我们的18岁，尽管是在今天，我依旧会把那些像顺口溜似的豪言壮语当做诗，因为它们曾经那么真切地鼓励着彼此；在南大校园里，所有的等待、哭泣、笑不露齿、得意忘形甚至不欢而散都夹杂在年轻的18岁里，当然，还有更多。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郝纤纤的世界里？后来我想通了，这大概跟学校的伙食有关，我们那时候食堂的菜特单一，不是烧洋白菜就是白菜炖豆腐，还没什么油腥，我们整天半饱不饱地活着，哪有心思挖掘自己的性意识，偶尔坐在男生的自行车上让别的女生看见都得担心得要命，生怕传走了样。我们那时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吃顿好的，从没考虑过正在发育的身体还有别的需要。而郝纤纤她们学校肯定伙食特好，整天用生猛海鲜煨着，以至于让郝纤纤18岁就能有那么多的深刻“体验”。《蓝指甲》确实很火，我不想探究它热销的原因，但无论你是吃着生猛海鲜度过大学时光的，还是吃洋白菜长大的，这本书都让你想起18岁，以及昔日的年轻时光。

跟染色体一起成长

很难想象